另一种方法,也是本研究的基础,是调节TCE(T细胞接合器)的几何结构,这已被证明通过影响T细胞/肿瘤细胞之间的膜特性来改变TCE的效力。这些特性包括免疫调节蛋白(如CD45和CD148)在突触中的含量,据推测这是由于膜间距离的变化以及T细胞与肿瘤细胞之间形成的突触强度所致(26-30)。已知免疫突触的强度(31)和激活、黏附及抑制受体在突触内的空间组织(即“动力分离模型”)决定了T细胞的细胞毒性和促炎表型的时间特征(32-34)。然而,只有少数研究提供了证据表明,通过调节TCE的几何结构/桥大小或靶向距离肿瘤细胞膜不同位置的表位,可以影响细胞毒性和细胞因子释放的强度(26, 29, 30, 35)。例如,Bluemel等和Chen等观察到,当将TCE靶向的TAA表位从EpCAM或BCMA分别靠近肿瘤细胞膜时,TCE的细胞毒性效力增强(26, 35)。不幸的是,这些报告中没有直接研究突触桥距离和TCE几何结构对细胞因子窗口生成的影响。此外,由于膜间或突触距离尚未被他人直接测量,超出了本工作的范围,并且突触的上下文依赖成分(如黏附分子)也会影响TCE的功能,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将这一参数称为“表观突触范围”。